东起护城河、南至加工厂、西邻火车站、北抵立交桥，浙江嘉兴海宁西山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城乡接合区域的社区，面积只有约1平方公里，常住居民却超过1万人，且半数为新居民。

  矛盾纠纷不断、刑事案件频发，让这里一度登上基层治理“黑榜”。这些年来，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优势和党员干部“领头雁”效应，鼓励社会协同、群众参与，这里逐渐绘就出一幅安宁和谐的画卷，成为嘉兴乃至浙江党建引领破解城乡治理难题的典型。

  “我们紧紧围绕中央的指示要求，把基层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，把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，走上门问需求、俯下身解难题。”西山社区党委书记金美凤说。

  南湖区七星街道湘城社区，是嘉兴最大的拆迁集聚社区之一，流动人口多，管理难度大，要满足所有居民的需求更是“难上加难”。

  “我们以‘民情恳谈会’这一抓手寻求超大社区治理最优解，探索‘社区主理人’模式。”湘城社区党委书记王建基说，面对1.2万拆迁安置居民的多元诉求，聚焦“一老一小”等基层治理重点议题，通过党建引领积极搭建议事平台，依托社区资源开展公益项目，挖掘、培育“能人”“达人”“群主”“团长”等成为社区主理人，充分释放治理领域的“同频共振”效应。

  2023年开始，湘城社区把周边的商家、联建单位、社会组织等集聚起来，组成“七彩公益圈”，实现资源共享；社区党委还挑选骨干力量做好物业、安保、保洁、劝导等工作。“社区是我们共同的家园，党建凝心聚力、居民群策群力，化解各项矛盾，留下的是一道道亮丽的风景。”湘城社区“七彩公益圈”负责人牟冬菊说。

  和海宁的西山社区类似，嘉兴桐乡的屠甸镇海星村，通过健全基层组织体系、激发基层组织活力来破解城乡融合发展中相对突出的治理难题。

  海星村党委书记王建锋说，村子紧邻海宁经济开发区，外来务工人员最多时超过7000人，农房出租率达到96%。除了秸秆焚烧等老问题，还会面临企业欠薪等新难题。

  “居民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”王建锋说，根据社区化的村、过渡形态的村、纯农业村三种不同形态，村里重新划分了13个网格，每个网格配备一名专职网格员，每10户左右居民配备一名兼职网格员，由先锋党员、企业干部、退伍军人等组成，通过更加精细的管理服务和片区组团治理，问需问计问效于民。

  “城乡接合区域社区的矛盾需求更加多元，需要健全完善村社党组织体系建设，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，充分激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推动城乡治理更加精细化精准化。”嘉兴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。

  

  健全基层党组织的同时，也要配强队伍的“领头雁”。

  这些年，在嘉兴的城乡社区、乡村调研，有一个明显的感受，就是这里的基层党组织书记、党员干部都很年轻，“接地气”却不“土气”。

  据统计，嘉兴全市目前共有行政村735个，农村基层组织“两委”班子成员4291人，平均年龄39岁，大专以上学历占93.2%，其中村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46.3岁，大专及以上学历占88.6%。

  “去年以来，我们重点谋划推进后备力量培育储备。特别是在城乡融合发展任务重的村社，选优配强骨干队伍，充分发挥村社党组织书记‘领头雁’作用，推动干事创业竞跑。”嘉兴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。

  盛夏时节，走进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，2500多亩桃园喜丰收。

  从23岁回村里当一名村干部到如今成为1271户村民的“领头雁”，三星村党委书记徐利军感慨万千：“作为一名基层党员，我的初心就是想让村民手里钱更多，村庄更美丽，邻居关系更和谐，让村党委更有凝聚力和号召力。”

  “桃子书记”“棒球书记”“大米书记”“奶牛书记”……一个个昵称的背后，都是父老乡亲们对基层党员干部辛勤付出、甘于奉献的肯定。

  当然，光靠党员干部“干”，群众在一边“看”显然不行。如何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城乡治理，破解“小马拉大车”难题？

  金美凤说，“法宝”无外乎三条：一是用好社会组织，“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”；二是依靠和发动群众，变管理服务对象为社区治理力量；三是弘扬务实作风，“我们辛苦多一点，群众幸福多一点”“将心比心，才能深得人心”。（记者俞菀、李平）